乾隆为什么重用和珅(和珅为何能受到乾隆的重用)

乾隆为何要重用和珅,致使大清盛世由盛而衰?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,要知道,乾隆皇帝不是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阿斗,也不是谕令以野菜度日的饥民食肉糜的蠢君晋惠帝,而是执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备的英君。那么他为何要犯此大错呢?下面的两篇御制文章或许是解读这一问题的极好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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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乾隆帝的《御制古稀说》

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,年满七十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,接受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贝勒和朝鲜使臣的庆贺。江苏学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万寿、御制古稀天子之宝,撰进颂册,乾隆帝十分欢喜,对其予以褒奖,并作《御制古稀说》:
余以今年登七帙,因用杜甫句,刻古稀天子之宝。……古人有言,颂不忘规。兹元瑞之九颂,徒见其颂,而未见其规,在元瑞为得半而失半,然使予观其颂,洋洋自满,遂以为诚若此,则不但失半,又且失全,予何肯如是。夫由斯不自满,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,以是为敬天之本,必益凛旦明,毋敢或逾也。以是为法祖之规,必思继前烈,而慎聪听也。以是勤民,庶无始终之变耳。以是典学为实学,以是奋武非黩武,以是筹边非凿空,以是制作非虚饰。若夫用人行政,旰食宵衣,孰不以是为慎修思永之枢机乎。

更惓思之,三代以上弗论矣,三代以下,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,才得六人,已见之近作矣。至乎得国之正,扩土之广,臣服之普,民庶之安,虽非大当,可谓小康。且前代所以亡国者,曰强藩,曰外患,曰权臣,曰外戚,曰女谒,曰宦寺,曰奸臣,曰佞幸,今皆无一仿佛者。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,元、明二祖,为创业之君,礼乐政刑有未遑焉。其余四帝,予所不足为法,而其时其政,亦岂有若今日哉,是诚古稀而已矣。夫值此古稀者,非上天所赐乎。天赐古稀于予,而予设弗以敬承之,弗励慎终如始之志,以竭力敬天法祖,勤政爱民,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,栗栗危惧,诚恐慌而有所陨越,将辜天恩,予又何敢如是。然则元瑞九颂,有裨于予者大焉,故为之说如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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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乾隆帝在此文中,将自己的性格、志向、态度讲得非常清楚。大致有四层意思:

其一,千古一君。三代以下,年过古稀之天子仅有七人,四君是不足为法的庸碌之辈,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,亡金国,入主中原,定都北京;明太祖朱元璋扫平群雄,驱逐元顺帝,统一全国,二君皆有建树。但“礼乐政刑有未遑焉”,言下之意,当然只有他是千古之中唯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。

其二“小康之世”。三代以下数千年,先后出现过许多政权,多次改朝换代,其中虽不无有为之主和强盛之国,但若论“得国之正,扩土之广,臣服之普,民庶之安”,还算今朝。

其三,朝政清明。强藩欺主,外患频仍,权臣当道,外戚擅权,后妃误国,太监乱政,奸宦窃威、佞臣骗君,等等祸害,曾使多少君主蒙尘,宫阙换色,如今这些皆不存在,乌烟瘴气一扫而空。

其四,不骄不停,乘胜前进。如今虽蒙皇天眷佑,赐小康之政,且年登古稀之寿,但不能因此而自满而停滞,现在仅系“小康”,还需不断努力,一定要“敬天法祖,勤政爱民”否则就会辜负天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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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可以看出,此时的古稀天子乾隆帝,还颇为清醒明智,壮志为泯,雄心为减,还想继续励精图治,以建更大的功勋。当然,这个时候的乾隆帝已经是相当自大了,而且这一毛病逐渐恶性膨胀,病毒肆意扩散,最终酿成大害。

乾隆帝的《御制十全记》

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,82岁的乾隆帝因允准廓尔喀国王修贡停兵议和,亲撰《十全记》,记述了他执政以来的“十全武功”,并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、汉、蒙、藏四种文字,建盖碑亭,“以昭武功而垂久远。”全文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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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昨准廓尔喀归降,命凯旋归师诗有“十全大武扬”之句,盖扑而未发,兹特叙而记之。夫记者志也,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,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。……则予之十全武功,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。

十功者,平准噶尔为二,定回部为一,扫金川为二,靖台湾为一,降缅甸、安南各一,即今之受廓尔喀降,合为十,其内地之三叛幺么,弗屑数也。前己酉廓尔喀之降,盖因彼扰藏边界,发偏师以问罪,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,巴忠乃迁就完事,致彼弗惧,而去岁复来,以致大掠后藏,饱欲而归,使长此以往,彼将占藏地,吓众番,全蜀无宁岁矣。是以罪庸臣,选名将,励众军,筹粮饷。

福康安等感激朕恩,弗辞劳苦,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、四川降番等精兵,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,今岁五月遂临贼境,收复藏边,攻克贼疆,履线险如平地,渡溜要若蹄涔,绕上袭下,埋根批吭,手足胼,有所弗恤,七战七胜,贼人丧胆。及兵临阳布,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,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,而独不敢身诣军营,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,故不敢出也。

我武既扬,必期扫穴犁庭,不遗一介,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,即使尽得其地,而西藏边外,又数千里之遥,所谓不可耕而守者,亦将付之他人,乃降旨允降班师,以蒇斯事。昔唐太宗之策颉利曰:示之必克,其和乃固。廓尔喀非颉利之比,唐边殊长安之近,彼且乞命吁恩,准之不暇,又安敢言和乎。然今日之宣兵威,使贼固意求降归顺,实与唐太宗之论有所符合。昔予记土尔扈特之时,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,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,归降归顺盖并有焉,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。

乃知守中国者,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。彼偃武修文之不已,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,是亦不可不知耳。知进知退,易有明言,予实服膺弗敢忘,每于用武之际,更切深思,定于志以合乎道,幸而五十七年之间,十全武功,岂非天贶。然天贶逾深,予惧益切,不敢言感,惟恐难承,兢兢惶惶,以俟天眷,为归政全人,夫复何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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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这篇御制文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此时的志得意满、文过饰非、讳败为胜的真实形象。总的来看,乾隆帝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,但是至少有五个问题他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

一,“十全”不全。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胜,所谓“十全武功”,实际功不满十,一征金川,见难收兵;缅甸之役,被迫允和匆忙后撤;出征安南,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,提督战死,全军溃败;初征廓尔喀,丧权纳币赎地。仅此而论,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。

二,胜中有败。以取胜之六大武功而言,也不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,而是遭受重大挫折。征准部,定北将军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;定回疆,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;二征金川,定边将军、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,溃败于木果木;征台湾,参赞大臣险至身亡,将军常青龟缩于郡城;二征廓尔喀,七战七捷之后,大将军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之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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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三,敌弱我强,机遇良好。“十全武功”之战败者,多系弱于清朝。大、小金川人户不过三万;准噶尔虽威震西北数十年,当到了乾隆十几年时,纷争内乱,一盘散沙;回部大、小和卓更是无能;林爽文、庄大田士卒仅三四万;缅甸、安南虽是传业之主,但地处偏远,不愿与清朝对立,积极争取朝贡修好,这为乾隆帝的“胜利”提供了条件,否则这些“武功”也是很难取得的。

四,军威不壮。八旗劲旅昔日虽曾名扬天下,攻无不克。然而先祖的赫赫战功,到了乾隆时代已是历史陈迹,入主中原一百多年来,八旗子弟坐享厚禄,养尊处优,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文不武、贪生怕死的纨绔子弟。

乾隆时代唯一算略有帅才的仅是大学士、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,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,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。另外,兆惠、明瑞、福康安也算是颇能征战之将,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、副将军、参赞大臣、提督、总兵、副将,就很难说又什么重大贡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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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五,指挥失误。乾隆帝在“十全武功”中的指挥,应当说还算卓有成效,在大多数战役中,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,这是主流不能抹杀。但是,他也经常出错,调度欠妥,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、时间、将领的条件下进行的,只能以不胜而胜结束。

这些重大的问题本来应该在总结十次用兵的《十全记》中反映出来,可是乾隆帝对此只字不提,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自满骄傲、讳过喜功的心理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。

自诩明君的乾隆帝在晚年时,已经没有他先年的励精图治、知错就改、转失败为胜利、化挫折为成功的气魄了,而变成为盲目自大、文过饰非的昏庸之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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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乾隆帝的这种思想境界,使得奸佞小人得以托其所好,乘虚而入。正是这些致命的弱点,才为和珅之辈专权敞开了大门,才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促进形成的“盛世”,逐渐转向衰落,大清的国运也就此陷入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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